一、据考，我国最早宣传并明确提出法治概念的是
在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中，梁启超以热情宣传和鼓吹西方的“法治主义”而闻名。他认为，纵观世界二三百年来的急骤变化，中国贫穷、落后、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，他说：“自秦迄明，垂二千年，法禁则日密，政权则日夷，君权则日尊，国威则日损。”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，中国要想由贫穷到富强，“法治主义，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”。为了迅速、广泛地传播西方的法治主义，梁启超采用嫁接的方法，即用先秦法家的“法治”概念来推广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思想，以人们熟悉的概念符号来品味西方法律文化。因此，梁启超一再说，法治精神中国“古而有之”，“法治主义起于春秋中叶，逮战国而大盛”，甚至认为，“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，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？则我国管子也。”
梁启超的做法对于让中国人尽快接受西方法治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但事实上，我国古代法家的“法治”与现代法治虽有共通之处，但本质上显然有很大差异，不可同日而语，这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的。
二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也是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开始的标志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明确提出：“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民主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，使民主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、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，做到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”这就使法制建设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，扩大了法制的内涵。
三、1994年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«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»，党和国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，把法制建设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。在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中，法制建设首次作为相对独立的主要问题予以阐述，其内容包括立法、执法、司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多方面。
四、党的十五大则更明确地提出了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的目标。
1996年2月，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“依法治国”。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深刻地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涵义，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，提出了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的历史任务。1999年3月，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，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。
依法治国，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，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，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，管理经济文化事业，管理社会事务，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、法律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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